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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2019-09-08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12&ZD140)

  作者简介:王冀青,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敦煌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国际汉学史研究。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1900-1901)在中国新疆获取的汉晋简牍,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

  Chavannes,1865-1918)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丹丹威里克、尼雅、安迪尔诸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一文,作为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之“附录一”,于1907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刊布。①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在新疆、甘肃获取的汉晋简牍,也由沙畹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以下简称《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②因为这两种著作,沙畹被誉为西方的中国简牍学奠基人。

  《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在牛津出版的过程中,正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叔蕴,1866-1940)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以下简称“斯坦因简牍”)的消息,遂致函沙畹,商量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后将已付印的《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份校样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校样后,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遂邀同在日本避难的王国维(静安,1877-1927)一起分工合作,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整理和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③《流沙坠简》被推为近代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也被誉为中国简牍学的开山鼻祖。

  关于《流沙坠简》的成书过程,罗振玉于“宣统甲寅正月”(1914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在日本京都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披露了详情:

  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犹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④

  罗振玉说他第一次“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事,时在“光绪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至1909年1月21日)。彼时中国尚无关于斯坦因中亚考察的任何报道,罗振玉所获信息只能来自日本报刊。罗振玉又说“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明言他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来自从欧洲归国的“乡人”(浙江同乡)。所谓“越二年”,可理解为“经过两年之后”,虽不能确切表述时间,但应指1911年上半年。

  那么,罗振玉所说的“乡人”究竟为谁?因罗振玉未记录其姓名,后世学者无从确定。笔者多年前曾对“乡人”问题颇感兴趣,根据零星资料做过“大胆假设”,推断罗振玉所记“乡人”应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菊生,1867-1959)。⑤张元济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海盐县,罗振玉籍贯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罗振玉视张元济为“乡人”,合情合理。张元济于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在巴黎拜见过1906-1908年与斯坦因同时进行中亚考察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访问过沙畹,又在伦敦见了斯坦因,并先后参观了法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及简牍。学术界公认,张元济是近代第一个主动赴欧洲调查中国西北文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向罗振玉提供相关信息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敦煌学史和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认为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拱北,1878-1926)更具有向罗振玉提供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相关信息的条件。金绍城籍贯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符合罗振玉“乡人”的条件。金绍城是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24名参加者之一,于10月5日在北京八宝胡同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属于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⑥金绍城继张元济之后,于1910年8月20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5月21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录,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不仅知道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简牍,而且还设法从沙畹处索要简牍的照片,以备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之用。

  虽然我们迄今尚未找到张元济或金绍城向罗振玉通风报信的具体证据,但仅对他们赴欧洲调查西北文物的过程略做探究,就足能为中国敦煌学史或简牍学史增添光彩了。多年前,笔者已对张元济在欧洲调查伯希和搜集品、斯坦因搜集品的过程进行过研究。⑦考虑到金绍城在中国敦煌学起源过程中应算是近距离见证者之一,王中王一肖中特。在中国简牍学起源过程中更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不揣浅陋,现试从中国敦煌学史和中国简牍学史的角度出发,对金绍城于1909年在北京调查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于1910年在巴黎调查斯坦因简牍的过程进行一次粗浅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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